最近电影《长安三万里》走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是如何打破社会阶级的固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就是科举制度。
贵族变相的世袭特权被科举制度打破
科举制度最早实行于隋唐时期，是一种区别于科举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官场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的缺点是举荐权掌握在两千石官手中，很容易导致权力的崩溃。寻租；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是中正官员受贵族士绅控制，成为士族垄断上层官员的工具。科举制度消除了这两个主要弊端。不需要上级的推荐，也不需要中正官员的评价。学者可以自由自荐、报考。考试资格的审查不限制普通百姓。最终决定是留下还是离开。客观测试分数确定。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介试”和“乡试”两个级别。 “介试”由州、县政府主办。地方学者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凡是通过考试的士人，均可获得“介试”。然后，凭说明信，就可以参加中央举办的乡试。如果你通过乡试，就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宋代继承了唐制，但增加了殿试的环节。宋仁宗以后，殿试一般不废除，只设等级。
科举制度下，贵族世家变相的世袭特权被削弱，家族身份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也被削弱。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一些士绅抵制科举，看不起进士的平民官员了。他们固执地认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大多是时髦、浮华的人。唐朝中叶，宰相李逵出身陇西关氏，仗着家世名声。当同僚推荐他出身贫寒的进士元载时，他轻蔑地说：“长辈龙凤相貌无用，儿子鹿头鼠眼只求官位。” “牛李党争”中黎党首领李德裕也出身贵族，不喜欢科举考试。他羞于参加科举考试，宁愿通过门进入官场。他对皇帝说：“朝廷中的官员必须是大臣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公卿子弟从小接受行政技能和贵族礼仪的训练，这些都是寒门进士所无法具备的品质。
但另一方面，科举在唐代受到越来越多读书人的青睐。 “春风送爽马蹄，一日尽览长安花”。一个学者能够成为班上的尖子，这是多么光荣的景象啊！就连那些因出身而进入官场的士族子弟，也不免羡慕自己的出身进士。财大气粗的薛元草说，他一生有三大仇。其中之一是“我从未晋升进士”，因为薛元草是通过家庭出身进入仕途的。在他心里，贵族出身所带来的自豪，已经不如科举考试所带来的自豪了。总体而言，在权贵与科举士人的长期博弈中，科举士人作为一个新兴阶层逐渐占据了上风。因此，晚唐五代人云：“晋士虽地位甚盛，但不能晋士者，终不美”。
唐朝选官制度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行文”和“公举”机制中
不过，唐朝毕竟是最早实行科举考试的时期。制度比较粗糙，漏洞很多，很容易作弊。最大的漏洞隐藏在“预订”和“推荐”机制中。
所谓“行卷”，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考试开始前，首先尝试拜访达官显贵，并提交他们的名篇请帖和诗文，希望能遇到欣赏他们才华的伯乐。韩愈在《告别李渊归盘古序》中说：“侍奉臣门，奔走风云之路，脚下绊倒，口中念念有词。”这描述了学者对大臣的行为。 Volume的屈辱经历。
所谓公举，是指官员如果看中某个学者的履历，认为他特别有才华，就可以向主考官推荐这个学者。而试卷中得到大臣推荐的进士，通过考试的可能性就很大。
在唐代，书写和推荐都是合法的。由于公举机制的合法存在，虽然家庭出身在科举考试中不发挥作用，但那些社会声望较高或重部尚书的贵族可以利用公举机制影响科举的录取结果。派弟子入黄榜，如伯陵崔氏出身的崔邕，荥阳郑氏出身的郑浩。他们名噪一时，被誉为“崔正界”。他们的推荐信让考官们不敢买账，如果那些参加考试的学者能够在崔正门下游历学习，进入这个职位就像是从袋子里掏出东西一样。
因此，我们在讨论唐代科举选拔士人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科举制度下，虽然“不分出身，选进士”，但唐代的士大夫仍然可以发挥影响力。通过公开推荐，从而破坏了科举公平性的保证。更何况，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极为有限，每次考试最多不过十、二十人。门印仍然是进入官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通过门印进入官场并成为官员的人很多。虽然在唐朝，男子的地位与门第无关，而只与官衔有关，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供养子女入仕。然而，对于身居高位的贵族来说，男子的地位却是他们维持家族地位的制度保障。
取消“行卷”和“公开推荐”后，选拔学者制度将更加公平
宋太宗继位后的科举考试中，考进科举的有109人，考入各科的有207人。另有191人未通过考试但被“录取”，总共录取了500多人。这是科举史无前例的“扩大”。此后，宋代每次科举进士的人数基本保持在200人以上，是唐代科举人数的10倍甚至更多。科举成为宋政府选拔官员的最重要方式。
当然，宋朝也有尹部制度，但有尹部出身的官员在任用和升迁方面受到限制，包括不得担任台湾谏官、两制官、史官、经济宴官等。他们升职的等待时间比进士的人要长。殷部官员很少能晋升到高层职位，他们一生都会被贴上“殷部官员”的标签，受到同僚的鄙视。因此，宋朝的正直有才的官员和官员都以自己为尹部为耻，宁愿放弃尹部的机会而选择参加科举考试，这与唐代李德裕的观念恰恰相反。王朝。
宋朝废除了公举制度，不允许朝臣给主考官写推荐信。当然，试卷也失去了实质意义；此后，宋政府先后建立了锁制、封制、抄录制、三级考试制度。要用学制和特科考试的方式，尽可能地堵塞科举制度的漏洞。这些制度的实施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行为，但无疑可以将徇私舞弊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使宋代科举考试的考试程序更加公平。欧阳修说，本朝“选拔士人的制度，与前世相比，他最称得上是‘致公’，这并不是一个恭维之词。
只有公平的科举考试，才能让官民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些出身寒门的读书人，在朝堂上没有贵人，但有才华有学识，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这也是事实。生活在宋代的寒门士人，显然比唐代的同辈有更大的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从社会下层晋升到上层社会。有研究者指出：“到了宋代，世家世家已经不能再像唐代以前那样垄断仕途，官家世世代代保持官位也不再那么容易，除非他们的子孙能够继续做官。”世世代代科举优异；而平民进入官场的途径就广泛得多。只要在科举考试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就有机会进入仕途，甚至升迁。也就是说，宋朝统治阶级的流动性比唐朝要高得多。”
我们认为，科举制度下“不分出身选秀才”的重大意义在于保持政府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打破晋南北朝以来阶级的固化，为士人提供制度保障。贫困家庭儿童的晋升渠道。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中说：“宋朝是一个竞争激烈、开放的社会。”这是科举制度创造的。 （作者为文史学者吴构）